我國實務認為，特定類型之證言虛偽可能性高，應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有罪判決的根據，被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。依實務見解，此一法則不適用於下述何種證詞？

本題考點

超法規補強法則的適用對象，亦即哪些類型的證言因虛偽危險偏高而須有補強證據。

正解理由

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」該項把補強要求繫於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自白以外的證言在條文層面並無一般性的補強要求。題幹所稱超法規補強法則，即實務在條文之外，就虛偽危險偏高的特定類型證言另行要求補強而形成的見解。實務所歸類者，包括與被告直接利害對立的被害人指述、因身分隱匿而使對質詰問受限的秘密證人，以及陳述能力與受暗示性令人疑慮的幼童證述。

強盜案件被告之配偶既非共犯亦非被害人，配偶身分本身並不使證言取得高虛偽危險的地位。本題的分辨點不在條文字面，而在實務所建立的類型。故選 B。

逐項排除

1. (A)

   屬適用之列。竊盜案件的被害人與被告利害相反，其指述有渲染或誇大的危險，實務要求另有補強證據。

2. (B)

   不適用。強盜案件被告之配偶為一般證人，非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6 條第 2 項所稱被告或共犯，其陳述亦非自白；配偶身分並未被實務歸入虛偽危險偏高的類型，故本題應選之。

3. (C)

   屬適用之列。組織犯罪案件的秘密證人身分隱匿，被告的對質詰問權行使受限，實務要求補強。

4. (D)

   屬適用之列。殺人案件的目擊幼童，其記憶、表達與受暗示性使證言可靠性偏低，實務要求補強。

涵攝步驟

1. 要件一，該證言是否為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6 條第 2 項所定的自白：四者皆非；
2. 要件二，是否落入實務建立的高虛偽危險類型：被害人、秘密證人、幼童落入，被告配偶未落入。

記憶點

本題的法定起點是自白的補強規定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」該項把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唯一證據的效果，繫於被告或共犯之自白這一個明確的對象上。所謂超法規補強法則，正是因為條文只寫到自白為止，實務乃於條文之外就其他高虛偽危險的證言另行要求補強，名稱中的超法規三個字說的就是它的來源不在條文。

要件拆解上，實務判斷某一類證言是否納入該法則，關注的是三件事：該證人與被告之間有無直接的利害對立、被告的對質詰問權能否充分行使、以及該證人的陳述能力與受暗示性。被害人的指述具備第一項特徵，秘密證人在第二項受到限制，幼童則落在第三項。被告之配偶在這三者上都不具典型性；親密關係影響的是證言可信度的評價，而不是把它提升為必須另有補強證據始得作為有罪判決依據的類型。

易混淆的規定可以並列如下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8 條之 3 規定：「證人、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，其證言或鑑定意見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60 條規定：「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，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這兩條處理的是證據能力的有無，而補強法則處理的是證明力的下限，層次不同：前者決定該證據能不能進入法庭，後者決定它能不能單獨支撐有罪判決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61 條之 3 規定：「法院對於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非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，不得調查。」則是把補強的要求前推到調查順序上，避免法院先入為主。

本題的決定性依據不在條文字面，而在實務就高虛偽危險證言所建立的類型；條文本身只就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設有補強要求。同一考點還會這樣考：改問何者屬於超法規補強法則的適用對象，或把共犯之自白與污點證人之證述並列，測驗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56 條第 2 項的法定範圍與實務擴張之間的界線。本內容僅供考試複習，不構成法律意見。